[7] 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因素刘骥 2008-09-15 15:45
（2007年4月，该书英文版由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观点融合了学者的功力与外交官的经历，书名“脆弱”二字更是挑动各国神经。 2008年5月，该书即被台湾译者以《脆弱的强权》一名译出，更是引起两岸三地华语读者界的激烈反响。此等炙手可热之态势，正好体现当今世界的中国焦虑。）
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因素
——评谢淑丽《脆弱的超级大国》
刘骥 刘丰
Susan L. Shirk ,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如果你是北京的政治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中你会遭遇怎样的结构性约束？你会不会在本应温和稳健的地方选择激进出位的对外政策呢？《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完全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尽管略显极端，价值判断也有些太“美国”了，但该书却并不是隔靴搔痒的平庸之作。中国为何无法和平崛起？从决策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来进行分析，谢淑丽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2005年秋，胡锦涛主席在与小布什总统会晤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内部问题千头万绪，中国并不会追求外部霸权而成为美国的威胁。然而，在谢淑丽看来，中国的内部脆弱才正是美国真正的危险所在。与许多一般的美国人不同，她并不担心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而成为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她担心的反倒是这个超级大国内部的脆弱性。她力图提醒美国人：中国内部局势的不稳定很容易导致其在国际上采取进攻性姿态。
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已经表现出进攻性的姿态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论的。有些学者就认为，中国在现实问题中采取的外交政策与谢淑丽的担忧之间存在矛盾。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比如“炸馆”和“撞机”事件中，中国领导层本应该采取强硬的姿态，但实际上并不具有进攻性。在台海问题、钓鱼岛、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历来也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姿态。在政策宣示上，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理想主义，经常使用许多“和谐”的人文概念来表达外交立场。如果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可以作为人们判断中国将来如何行事的依据，那么谢淑丽的解释也就从总体上失去了意义。不管怎样，谢淑丽的身份和经历，保证了她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美国在政治外交领域还有中国通的话，除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外，恐怕就要算谢淑丽了。她见过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甚至比尼克松派来探路的基辛格还要更早来到中国。1971年7月19日，还在念研究生的谢淑丽就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二十多年之后，她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在其任期之内，还参与处理了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而引发的外交危机。
然而，资深经历并不能保证她的观点就能完全靠谱，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假扮中国政治局常委角色的美国学者，分析问题时始终带着美国立场的扭扭咧咧。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她所有的解释都充斥着美式价值观的解读。例如，谢淑丽对中国政治领导人个人目标的界定（如她称政治局常委为“the Communist autocrats”）、对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理解（她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都会引起争议。然而，这些问题涉及过多的价值判断，不便进行逻辑上的反驳。我们下面将着重从谢淑丽的逻辑本身入手，评价其立论的优势与缺陷。换句话说，我们得见招拆招，与她玩一场针锋相对的逻辑PK。
谢淑丽的中心论点直截了当：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决定了它不可能和平崛起。照她看来，中国是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体制，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本来就没有充分的保障。因此，政治高层最大的焦虑是确保政治生存，而不是发展经济或谋求国际霸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不断的下降，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更让政治家日益处于民众的压力之下。同时，经济转型引发的诸多国内政治问题，如工人大规模失业、官员腐败、民族地区骚乱、农村群体性事件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此，政治高层的策略是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谢淑丽总结了政治高层的三点具体做法：避免领导阶层公开决裂、严防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确保军队和党同心同德。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失去效力，政治高层为了获取可供替代的合法性，便倾向于放弃温和稳健的战略，转而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作为对外政策的方针，并以之动员社会的凝聚力。
通观全书，其逻辑链条十分清晰：从政治高层缺乏合法性到民族主义的动员功效，再到国际结构制约之下的进攻性战略选择。其整个立论有两个要点，下面将逐一剖析。
第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其国内因素。换句话说，对外政策不仅是国家（state）在国际层面与他国博弈的结果，还有国家在国内层面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虑的影响。谢淑丽的这种视角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为独立的分析单位，把国家抽象为一元、自主、理性的实体，只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不分析国家内部的动态因素。因此，传统理论强调国家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国际环境下为利益和权力展开竞争，彼此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安全困境。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分析的典型。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各个城邦国家为求自保，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有大国崛起，势必影响到既定国际体系的稳定。因此，雅典的发展势必危及斯巴达的生存，二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不可避免。这样的观点被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奉为圭臬，成为分析国际政治中大国兴衰与竞争的惯常思维。
但是，各个国家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实体，其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格局势必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对外表现。在挖掘国际关系的国内因素方面，卡岑斯坦（Katzenstein）是理论界的旗手，他指出：“如果不对国内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卡岑斯坦之后，即使最顽固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承认对国内因素分析的重要性。在这派理论取向的影响之下，基于国内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解释逻辑往往比单纯的国际层面分析更有说服力。谢淑丽所做的，只是沿袭了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
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约束仍然存在。就现实权力发展来看，中国尚且不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但出于维持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美国单极霸权之下，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很敏感，容忍度很低，同时单极霸权也让美国可以不受干扰地制约中国。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之所以让美国担心，也在于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到了一定的份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美国都会以一幅怀疑的姿态来看待，都免不了把中国假想为威胁——“战略竞争者”、“对手”甚至是“敌人”。如果中国只是缅甸、越南这样的弱国，即使其内部积弱成疾，摇摇欲坠，在美国看来也只会是局部性的小问题，并不值得如此担忧。
第二，在所有相关的国内因素中，权力集中的决策高层所做的政治选择最为关键。谢淑丽如此强调决策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是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的确，在现有体制中，政策决定权更多地取决于国家高层决策者。而他们最焦灼的问题就是政治生存，因此，在现有制度约束之下，他们为了保持政治生存而做出的选择就基本上决定了政策走向。
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中央集权，又体现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权。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够避免对外公开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手中，而不是分散于权力相互制衡的各个机构或个人。在这样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决策权的分享程度较低。因此，谢淑丽抓住政治局常委这个政策过程中最关键的行为者，这是相当有效的观察视角。相比之下，在分权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可能就不仅要考虑总统，还得考虑国会，还得考虑国内压力集团的活动情况，其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但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集中的国家享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讲的专制性权力，却往往丧失了基层渗透能力。表面上权力高度集中、对外保持一致的最高层，在决策时却不得不吸纳更多自下而上的政策压力，如官僚结构的各个部会、以及新生的利益集团。由此考虑，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与权力分散的民主政府，在国内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到底有多大差异，这还很难遽下定论。
如果说这一点并不充分成立，那么谢淑丽的论证逻辑就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否在于政治集权造成的选择困境，以及最高领导层为了政治生存而面临的制度约束。处于政治困境中的政治高层可能也只是被谢淑丽一味夸大的一颗棋子，问题关键可能还在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身，在于这些国内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联程度。例如，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本身就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关系构成极大的冲击与挑战。换句话说，如果国内经济力量及其利益要求中国对外采取进攻性政策，即使中国是分权的民主国家，那么其领导层也会采取其国内力量所要求的对外行动。
因此，在判断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我们认可谢淑丽所强调的国内因素，但是却不能被她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家生存困境所忽悠，而是要去寻找真正起作用的结构性的国内因素。到头来，我们还得去追问：中国国内的经济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些经济力量的国际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诉求就必然导致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吗？在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中国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到底想要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争取怎样的一个国际地位？换句话说，这种内部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才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
进一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剖析的混杂概念。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草根狂热而中产就温和吗？工商界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存在分化吗？合资企业反对而民间资本就支持吗？民族主义到底能平息多少底层民众的反对情绪呢？民族主义就能作为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种种麻烦吗？政治高层真的寄希望于用民族主义来作为内在一致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吗？
其实，政治上狭隘民族主义的要求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经济利益的变化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观察中国的近代史，民族主义从来就没有断过。从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正是靠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才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得到了民心。建国后很长时间里面，即使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但在对苏联、对美国的问题上，民族主义的动员也从来都没有断过。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模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反倒是中国经济。我们只能用变化去解释变化，而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变化。从结构上来看，谢淑丽讲的民族主义并不是问题的源头，而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中间现象，反倒需要用其他变化来予以解释。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背后可能还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旨在获得民心，确保统治的合法性；而后者则是国内经济利益争取国际地位的结构性要求。孰轻孰重，谢淑丽并未区分清楚。
另外，谢淑丽只强调了政治高层受到社会底层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其实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反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如要求保持温和稳健对外政策的商业集团。这一点是她的致命伤。即便政治高层迫于政治生存压力为其自保而倾向某种进攻性的立场，也将面对国内诸多利益集团要求温和立场的压力。这些温和派可能是来自与外资密切关联的产业，也可能深藏在特定的政府部门之内。
除了对压力性质缺乏判断以外，谢淑丽对压力渠道的分析也不够深入。根据王绍光的研究，对政治高层起作用的压力模式有很多：有民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外压模式，也有民众参与较少、精英参与较多的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中产、愤青、官员、新的商业精英，到底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到底是谁更能影响政府，显然不是谢淑丽讲的这么简单。而谢淑丽在简单罗列一连串外交事件的时候，并没有认真地考察中国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确切联系，也没有去区分各个利益群体与执政党的不同关系。总的来看，谢淑丽对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缺乏认真深入的分析，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利益表达与集中方式的解读也还欠火候。
说到底，谢淑丽是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生存焦虑看得过于重要了。对于一个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来说，最高领导层对权力表面上的垄断，让谢淑丽的解释视角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似乎“他们几个人就可以说了算”，政策自然是基于他们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替代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失效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但是，政治家看似权力集中，但其决策却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压力的约束，这种约束强度可能与民主国家无异。谢淑丽完全忽略了中国本身经济利益的结构性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开展竞争，争夺国际生存空间。能否和平崛起关键还在于中国国内经济利益在国际层面上的诉求是什么，以及政治高层如何理解这种诉求。对此，我们还是得去进一步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内利益的国际诉求。
另外，与这些国内因素密切相关的国际因素也同样重要。能否和平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中国与霸权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中国既可能主动选择放弃和平崛起，也可能被迫放弃。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得看美国的态度，以及两国之间的互动。根据国关学者张睿壮的分析，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与双边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崛起中的中国对待现存霸权及其世界秩序的态度，而这又取决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维护其霸权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处理与崛起国家之间的关系。
说得更直白一点，谢淑丽只打开了中国的“国家”这个黑箱，拎了点零碎就出来说事。美国那边的国内因素就没干系了吗？美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轻松不到哪去。要想描绘出整个画面，我们还得考虑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考虑美国作为霸权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总之，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不同的行为者在这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互动将决定中美博弈的最终结果。
回到文章开头，看看谢淑丽弯腰与周总理握手的合影照片，再想想她日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任职经历，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从她的角度去想一想。只要能体会到她在政治高层多年的浸染经历，就能理解她为何如此强调这个基于官员角度的解释视角。其实，她在书中多处提到自己身处决策层的焦虑感。这不禁让人揣测，这种距离感的丧失已让她不由自主地夸大了对政治高层重要性的感触，从而伤害了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难怪有方家不无揶揄地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之后的谢淑丽早就“不行了”。做官之后的她现实焦虑感太甚，《脆弱的超级大国》多少有些倚老卖老吸引眼球的噱头在里头，从而大大牺牲了学者思维的那种清晰感。
盲人摸象，谢淑丽一直摸到的都是象头！但咱们也别忘了还有象腿象尾巴象屁股，屁股可能也决定了脑袋。
（谢淑丽与周恩来总理合影，1971年7月19日。）
（此文已发《文化纵横》，2008年10月试刊，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